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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李瑞赟评《动员的力量》|五四运动何以在上海引发轰动?

《动员的力量》,陈以爱著,开源书局2021年9月出版,665页,新台币800元

《动员的力量》是陈以爱老师研究五四运动的新作,也是其“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三部曲之一。所谓东南集团,“指以上海为活动舞台的社会精英。他们非政非商非学非报,亦政亦商亦学亦报,是势力可畏的权力精英”。“集团”一词,源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著名概念“关陇集团”,其优势在于“可涵盖精英人物多方面活动,不受限于专史研究的视角”,亦突破过去对单独个体或单一群体的研究,而以相对整体的视野进行考察。(《动员的力量》1-2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标注页码)
提起张謇、基督教青年会和复旦大学,大家也许分别想到的是近代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基督教会有关青年的组织以及今日中国的顶尖高校。前述这些大致不错,但如果我们以上海五四运动的视点观察,则会看到这三者间迥异于前述的面相和关联。如所周知,五四运动起源于北京,但真正使之扩大为一场波及全国的大事件,甚至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在上海发起三罢(罢工、罢课、罢市)之后。针对这样一个近乎“常识”的公众认知,作者提出本书的核心问题:五四运动何以在上海造成如此轰动的影响?
前人的研究(如周策纵、彭明等人的经典研究)在涉及上海的五四运动时,一般只是比较笼统地说,在学生的爱国热情感召与努力动员之下,上海各界纷纷对学生产生同情,最终形成波及社会各个领域的五四爱国运动。但问题在于:学生如何在短期内实现迅速动员,如何推动学、教、商、报各个行业以及广大市民阶层都投入这场爱国运动中?换言之,推动上海学潮兴起和蔓延开来的“动员的力量”来自何处?作者认为来源有二:一是东南集团本身的强大影响;二是基督教青年会在组织层面对学生运动的影响。
在“前言”中,作者主要交代了“东南集团”这一概念的界定及相关思想资源(即陈寅恪的“社会集团”研究方法和瞿宣颍有关掌故学的论断),也对既有的五四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作者认为,“未来五四研究的突破之道,必须借助上海史及相关研究成果”,进而揭示出本书的写作方针,即突破后设的以国共两党为中心的革命史观,将视野集中于活跃在上海的各界精英所形成的“隐性政团”。同时,注重从组织和人事两方面考察发起五四学潮的重要组织——上海学联。本文将通过东南集团、青年会、复旦、上海学联这四个关键词来展开评述。
一、弱国的武器:商战与抵制运动
中国近代史的演变,是以一次次败仗逐渐展开的,尤以1894年甲午一役败于东邻小邦日本,影响最为深远。以军事而言,这意味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海军力量的全盘覆没。军事失利带来的是一系列的反思,倾向之一即为曾国藩、薛福成等洋务派官员由商鞅“耕战”思想转化而来的“商战”理念。然而,这一说法早先还不过停留在提倡阶段,只有到了郑观应系统论述“商战”时,商业在中西竞争中的意义才被提升到“立国之本”层面(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98-208页)
对一个军事弱国来说,商战大概是不得已的抵制之举,这一多少由无奈催生出的理念,却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影响深远:就积极层面而言,至少在某一时期使得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发展;就消极层面来讲,尽管无法通过“硬实力”来捍卫国家的尊严,但这种消极抵抗至少一定程度上保全了国家利益,比如1905年因美国《排华法案》而掀起的抵制美货运动和1915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抵制日货运动。后者恰与五四上海学潮的扩大有着深刻关联。
1919年上海的学潮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出现“三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局面,与东南集团的前辈郑观应所提出的“商战”理念有莫大关联。东南集团的成员横跨教、政、商、学、报,“要角”是“江苏省教育会的张謇、黄炎培、沈恩浮,青年会的余日章,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李登辉、朱少屏,江苏省实业厅的张轶欧,华商纱厂联合会的聂云台、穆杼斋和穆藕初兄弟,上海银行工会的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徐寄庼、徐沧水,《时报》的狄楚青、《申报》的史量才、《时事新报》的孟森、张东荪等”(31-32页),其中的领袖人物是“状元实业家”张謇,首席谋士是张之洞曾经的高参赵凤昌,并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北方阵营关系良好。
早在晚清时,张謇等人的“实业救国”行动即是对“商战”理念的实践。美国1905年颁布排华法案之时,东南集团曾短暂地发起过抵制美货运动,此后,随着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的美国各界对中国社会建设的热切关注,尤其是美国主动退还庚子赔款后国民外交的开展,东南集团与美国政教商诸领域精英的关系日益紧密。而中国、日本之间不断发生的政治争端与商业竞争,使得东南集团对日本愈加反感。此外,东南集团不少重要人物如聂云台等都有留美背景。于是,这一集团逐渐形成了“联美制日”的策略传统。有趣的是,聂云台正是最早提出“商战”理念的曾国藩的外孙,其母为曾氏最小的女儿、晚号“崇德老人”的曾纪芬。
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工、商两界的支持,除却工商巨子的爱国热情和报界的鼓吹之外,更重要的是亦符合东南集团“联美制日”的政策取向。其实,报界的鼓吹本就是该集团主动介入的结果。
从行动基础来看,1905年的抵制美货、1915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无疑都使得东南集团成员对“运动”和“抵制”积累了丰富的行动经验。而思想准备方面,作为江苏省教育界绝对掌控者的江苏省教育会不仅确立了“五九国耻”纪念日,更是通过制度规定推动下属各校的国耻教育。换言之,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仇恨可谓早已深入江苏学子记忆深处,并非到1919年5月4日之后才突然产生。而后续围绕国耻的一系列演说、宣讲活动更是直接培养了学生自身的社会活动能力。毋宁说,这一系列行动正是上海五四学潮的先声。
由于工商业巨头的参与,也才使得上海的运动不止受一时情势所激,而是在“商战”呼声中演变为持续性的抵抗。五四运动风头正劲之时,在时任华商纱厂联合会副会长的聂云台倡议下,主要目的在于与日本争夺市场的大中华纱厂应时而生。而以大来集团为代表的美国势力,则通过《大陆报》等刊出其对中国事务的看法,核心即是“以日本为假想敌,提出加强中美合作的建议”,时间是1919年6月5日。这一天,正是上海罢市的开始之日。如此时机提出这样的建议,其意图可想而知。
二、潜在的影响:青年会与上海工团
上海学潮与北京学潮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具体表现为学生罢课之外的商人罢市和工人罢工。上海学联及全国学联的先后成立为学生罢课提供了条件。可是,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顺利实现的背后,究竟是何种力量推动工商业界与教育界的合作,乃至促成前者对后者全力以赴的支持,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如果将视野放在五四之前,我们会注意到,在上海所在的东南区域形成了三个重要的工团群体,分别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寰球中国学生会、江苏省教育会。表面看来,三者似乎并无关联,倘若从利益群体角度细加观察,则不难发现内在联系。站在它们背后的利益群体分别为:美国教会与商业团体、归国的留美精英与华侨,还有以张謇为代表的东南士绅。从历史渊源来看,江苏省教育会下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黄炎培参加游美实业团在美国考察职业教育后的收获,代表着对美国职业教育理念的认同,而它所发展的职业教育又是联结政学二界的重要纽带,为企业培养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同时也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当时工商学界的重要领袖聂云台、穆藕初、李登辉等人本身就有欧美留学背景,也与基督教青年会有着密切往来,通过参加美国人举办的美国大学俱乐部、星期六俱乐部等团体,强化了与美国方面的联系。此外,华人精英皈依基督教,如崇德老人在侄子的影响下与聂云台兄弟受洗,“成为了中华青年会最知名、最坚定的支持者”(156页),以及余日章等留美学生出任青年会负责人,都显示出基督教青年会和社会上层精英、留美学生之间的紧密关系。陈书通过对这三个集团所属群体的组织构造、人事班底和动员能力的考察,发现各个团体的董事名单高度重合,如黄炎培、穆藕初、聂云台、余日章、李登辉等人几乎出现在各大组织的董事名单或捐款人、募捐人名单上,亦即在上海各公团之间出现了一个重叠交织的人际网络。而且,各个集团都采用十人小组形式来组织捐募,这一形式的起点是基督教青年会,相似组织构造的背后是有意的学习和模仿。如果说前述两项都是比较静态的考察,那么,横跨各个团体的精英所组成的美国红十字会征求团能够在短期内动员社会各界慷慨解囊,最终募集十万多巨款这一案例,则在动态层面显示出这一团体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由此不难发现,以寰球中国学生会、基督教青年会和江苏省教育会等为代表的工团,早在五四前夕就在东南地域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具体表现为各种募捐活动的成功举办。通过以募捐为代表的各种公共行动的不断“运动”和广泛动员,上海各界在“静默”中完成了“五四运动”的“暖身”。这一“静默”的深处,则是上海各工团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潜在影响之下实现的组织革新和蜕变。正是基于这样的组织基础拓宽和社会动员能力提升,“大规模的城市运动随时破茧而出”(267页)
三、遮蔽的历史:李登辉与复旦大学
在校友私下的闲聊中,复旦大学的形象大概是民间校训里的“自由而无用”(并无贬义,参见曲卫国教授2019年6月17日在复旦外文学院毕业典礼上的相关发言)。若将视野转到一百零三年前的“五四”现场,复旦这所当时的私立大学诚可谓“自由而有用”:一方面,它与公立高校南洋公学和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这两所沪上名校携手主导了上海的学潮,另一方面,又与两校联合推动了领导学潮的上海学联建立,进而以上海学联为基础,倡议建立全国学联。而且,这些组织和活动都是以复旦学生为核心来发起与运作的。正如北大与蔡元培、南开与张伯苓一样,复旦之所以在五四期间能够发挥主导作用,与时任校长的李登辉先生的支持及其一贯的教育密不可分。然而,时至今日,不仅复旦与五四的关系已经鲜为人知,即便李登辉校长对复旦的影响亦隐没于历史的河流之中。
之所以如此,有着种种复杂原因。首先,李校长因为个人理念,拒绝学生为他作传。他常对学生说:“Man much able than I have left no record, why should I leave any?”翻译过来就是,“许多比我能力强的人没有留下记录,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录呢?”(288-289页)其次,李校长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加之1922年以后复旦学生因为政治理念对他有所抵触,他的形象随即日渐模糊。除却这类个人原因,还有政治因素。当年参加五四的复旦学生有一部分(如程天放、吴南轩等)加入了国民党,瞿宣颍还做了“落水文人”,校董会的部分成员也亲近国民党,这些人物自然在1949年以后的五四叙事中被逐渐遗忘。此外,还有一点原因:出于保护当事人安全的缘故,当时沪上报刊的相关报道中,重要人物的姓名都被尽量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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